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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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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评论再评论  

2009-04-26 11:06:34|  分类: 我的博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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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顾问”都是武林高手
 
  ↓城管教材门里的专家身影 潇湘晨报 4月24日 作者 周东飞
  针对网络出现的城管“雷人”培训教材,北京市城管局昨天发表正式声明称,该教材编写完成后就发现了用词问题,仅作为内部资料,并未在一线队员中进行培训,也从未同意公开发行。记者获悉,该书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公开出版。作为本书编者之一的高锋教授在呼吁公众理解城管的同时,也表示城管应

多与公众沟通,让更多的人了解城管的工作。(4月23日《京华时报》)

  [潇湘晨报一评]

  就算“雷人”的教材没有使用,就算北京城管可以就此脱离干系,这样的教材能够得以出版,总要有人为此说点什么吧?公众更希望出来澄清的不是教材的使用者,而是教材的编写者,他们怎么就想得出这么高难度的实战手法呢?不仅要求“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而且引导城管队员“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既有技术要领,又有心理辅导,若无此番争议,怕要荣膺精品教材才对。

  该书的课题组成员之一高锋教授说,当时的课题研发组大约有七八个专家,教材的内容是大家共同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哪一个人想到的。套用行话,这叫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信息披露有限,不知道这七八位都是哪些领域内的专家,居然能够共同总结出“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的教材内容,不知道他们的普法课程是否及格。高锋教授呼吁网友不要断章取义,可是并没有谁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偏颇,这些“秘笈”在书中是用来“防止暴力抗法”的,大家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且不说城管的守法与克制是防止暴力抗法的前提,就算出现了暴力抗法,城管的责任也应当是尽量控制场面、平息纷争,而不是要忘我地干净利落地让对方“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七八个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向城管队员们灌输了“以暴易暴”的错误理念和蔑视法律、崇尚拳头的恶劣习气?多少年来,中国社会一贯敬畏专家,因为他们是学有所成、指点江山的智识者,他们被认为知识和良心都堪为社会的楷模。然而,少数专家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公众心寒,以荣誉地位换取不法利益者有之,心浮气躁哗众取宠者有之。越是专家说话越应当严谨,因为不仅社会敬重专家,而且专家的观点、成果极有可能被用作决策、行政的依据。尽管“一言误国”有点言重了,但无论是出于对社会负责,还是出于对专家本人的学术声誉负责,专家说话、写书都应当对得起良心,经得起考验。

  城管执法屡屡成为各地社会热点,一个重要的对策是加强对城管队员的培训和教育。显然,培训的目的在于增强城管队员的法治意识,培训教材的编写应当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的。北京城管教材被曝光的事件说明,某些专家辜负了社会的期待。在这种充满暴力意识的教材培训下,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北京城管放弃该教材,实在是明智之举。不过,这本教材何以通过层层把关而公开出版,以及相关专家在事情被曝光后为何毫无歉意,反倒奉劝网友不能曲解教材内容,都还是未解之谜。接下来,不会有人要站出来呼吁公众理解这些专家吧?

  [现代快报再评]

  不论是城管部门,还是编写教材的专家,所有的辩解,甚至包括批评的话,都没有说在点子上:执法时“出手”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正当,二是必要(限于制服和自卫),至于是内部教材还是公开发行,是一个专家所编,还是集体智慧,都是细枝末节。如果动武是正当且必要的,当然“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了”,能够用“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自然最好。执法者心虚,才必须“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我疑心,编写这本教材的专家,不是“照搬”了警察执法的实战训练教材,而是参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抓捕审讯手册,那些手法就是要规避正常社会保护人权的法律,让涉恐嫌疑人吃哑巴亏,让媒体和民众没法质疑。把流动商贩当大敌,这才是最深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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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一家亲”寒了谁的心
 
  ↓公务员低价购房是开发商答谢政府 中国青年报 4月24 谢昱航
  天津最大楼盘星耀五洲对天津市津南区政府的公务员进行了一次内部的认购。天津星耀投资营销副总经理时瑞介绍,为感谢区政府修建公路及其他相关配套公共设施,给参加团购的津南区部分公务员提供一定幅度的优惠。(《每日经济新闻》4月23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天津的公务员低价购房,开发商给出一个“奖励政府”的理由。在理由中,抬出政府修建公路及其他相

关配套公共设施的事实,肯定政府的功德,以此来证明给公务员低价房的正当性。

  修建公路及其他相关配套公共设施,规划将区政府搬迁,这些政府作为,需要企业去感谢吗?政府的建

设项目决策,必须着眼于公共利益,从城市的整体发展和方便老百姓生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果说,政府

建立在公益基础上的某些决策正好让某个企业获得了机会,那只能说是企业的幸运,无需感谢政府。如果说

,政府在决策时,放弃公共利益,让某个企业的需求来左右决策,那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将一些利益集团

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另一方面,逐利是商人的本性,如果政府真要这样做,那肯定是政府和企业之

间有某种利益交换,否则,政府出卖公共利益做法的动机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政府建设公共设施用的是公共财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要感谢,也得感谢广大百姓呀,

开发商为什么没对所有百姓让利,没对楼盘打折销售,而只是感谢公务员?如果说,开发商对公务员的让利

,确实是出于谢意,那么,在开发商的思维中,政府的建设项目决策就只是政府的事,普通百姓是无关紧要

的。开发商的这种认识,恰是时下国内普遍存在的事实。各种各样的项目建设,有多少召开了听证会、咨询

了民意?又有多少民意在这些政府决策中起了实质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一些利益集团要左右政府决策,就只需对政府公关。这让利益集团和政府某些官员勾结,

从而为左右公共决策提供了方便,也增加了公权力出卖公共利益的风险。

  开发商要给公务员低价房,政府不避嫌而真敢接受的话,那说明政府在认识上有很大问题。政府到底为

企业做了什么?做这些是不是应当?企业为什么要感谢公务员?这些,政府官员心里应当非常清楚,不能故

意装傻。

  [现代快报再评]

  这些年,腐败“合法化”“制度化”,不公平竞争等,许多问题的根源就是“权钱交易”,而且好像还不知“伊于胡底”。“政府转型”不实行,公权直接插手经济太多,包括出了什么事都只想到加强行政监管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和社会自治,我们就难以走出权钱交易的泥淖。既然政府动辄用纳税人的钱奖励企业和企业家,甚至出台教育、卫生等方面优惠政策优待“企业家”;“企业家”当然也可以“奖励政府”了(虽然“奖励”一词有犯上之嫌),互利互惠、礼尚往来嘛!所以,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让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

其次,要从严治吏,在政府转型没有完成之前,也严禁权钱交易。建公务员小区这种利用土地管理权集体谋私行为要明令制止,开发商对任何因公务员身份给的优惠也一律视为行贿受贿,我看这并不难厘清边界。这年头,官民商,谁都不傻,搞什么花样没人能识破?
 
 
 
3
 “天津站”就像一间办公室
 
  ↓《潜伏》怎成了职场厚黑学教材 新民晚报 4月23日 作者 郭松民
  一篇名为《“余则成”教你职场生存》的帖子被转载到各大论坛,楼主的开场白引起大家共鸣:“《潜伏

》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余则成用亲身体验教导我们,如何在险恶的职场生存,我们

都是在狂涛骇浪里‘潜伏’的小人物,要生存,还是要靠自己。”(新民晚报 4月22日)

  [新民晚报一评]

  这样看一部电视剧,未免太离谱了。不错,余则成在他的“职场”中,为了往上爬确实使用了许多非常

手段,但观众应该明白的是,这些人并非是余则成的“同事”,而是他的敌人。余则成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倒不是他的“歹毒”,而是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有几次,因为动了善念,几乎置自己于死地,仅仅由于

对手笨拙才侥幸生存下来。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余则成身上学点什么,那为什么不学学他的善良呢?

  有人从《潜伏》中看出职场厚黑学,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追捧,这才是令人担忧的。

试想,如果人人都这样对待同事、上级,职场中人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谁还

会有安全感?还谈什么团队精神?不要忘了,虽然余则成成功地爬上了“副站长”宝座,但他的“职场”“

军统天津站”却一败涂地——当然,这个结果正是余则成想要的。可是,如果你的公司、单位一败涂地的话

,你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余则成20条”的追捧,说到底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权谋文化”在作怪。权谋文化是一种需要被扬弃

的糟粕而并非精华,至少不能用它来对待同事、上级和朋友,因为它鼓励的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钻法律空

子的意识,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今天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法律不被人尊重,相互倾轧等,尽管不能都归罪于权谋文化,但权谋文化无疑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现代快报再评]

  我们的文艺作品现在有一个中心,就是作者指出的权谋文化:赵本山讲的是“卖拐”“公鸡下蛋”即怎么骗人或防人,辫子戏、宫廷戏教你如何争宠夺权;机场书店满目是“商战”;这《潜伏》被当做权谋新教材,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所谓“功不唐捐”,有多少人愿学屠龙术呢?应该是有搞权谋的市场需求,学能致用,才会权谋文化当道吧?所以,我们要追问,权谋文化为什么管用,它是怎样蔓延滋长的。别没出息,都怪老祖宗传的!
 
 
 
4  
《新闻联播》端着架子说话不累吗
 
  ↓新闻联播主义面临的抉择 东方早报 4月24日 作者 叶匡政
  有消息称广电总局建议央视建立《新闻联播》评价体系,接受来自各方的评价。央视新闻中心证实,确实

收到广电总局发出的通知,但是具体的措施和建言方式仍在讨论当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

江、《新闻联播》第一代主播赵忠祥等都表达了对该建议的赞同,并首先提出了他们的“评价”。(南方日报

4月22日)

  [东方早报一评]

  如果做一个排行榜,列举30年来中国变化最小的事物,《新闻联播》一定位居前列。仅那首10多秒的片

头曲,20多年就从没换过。所以它任何细小的变化,总会引来外界的猜测和热议。

  说《新闻联播》是中国的一种政治仪式,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它被赋予的权威性和仪式感,早已超过

了它作为新闻节目的价值。老百姓明白它的象征意味。人们从《新闻联播》获知的,往往是一种对事实的态

度,是政府期望告知民众的价值判断。有人把此做法称为“新闻联播主义”,是有道理的。连在《新闻联播

》出镜,也被人们看成一种政治待遇。

  既然被当做一种仪式,主持人的任务就是字正腔圆地播音,那才是权威拥有的声音,代表了某种超越于

声音之上的意志。所以《新闻联播》的播音,也就成为了今天这种完全程式化的播音。播音要求如此,内容

次序编排上也很程式化。在《新闻联播》中,重大社会新闻往往上不了头条。即使当天发生“9·11”这样的

国际重大新闻,《新闻联播》遵循的也是“先国内后国际”的老程式。这表明它的仪式性,已使它放弃了对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价值的评判,或对受众心理需求的满足。《新闻联播》本来是想在公众的头脑中重构关于

现实的图景,然而因为远离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反而感受不到它与现实的关联了。

  在信息贫乏的年代,国人大多数的新闻来源都是《新闻联播》,所以它的话语无论多么刻板、抽象,不

会影响观众对《新闻联播》的选择。但是今天,网络早已成为更为活跃的传播工具。这时《新闻联播》如果

仍然不进行变革,只会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是继续用陈旧的话语方式,来保持这种表面的仪式性

,还是通过对新闻价值的关注,来更为智慧地传达国家对现实的意志,成为《新闻联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新闻联播》一直期望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前提,是要让民众感受到它的新闻价值和秉

承的新闻精神。

  [现代快报再评]

  连赵忠祥老师都站出来说“《新闻联播》不仅要改革,而且早就该改革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你可以不同意学者展江的分析,你不能怀疑赵老师对《新闻联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吧?年初央视新址一场大火,照见了人心——那么多人,不痛惜数十亿国有资产的损失,却有人幸灾乐祸,足见不少人对央视太缺乏好感。它确也有大可诟病之处——这么大的突发新闻,若发生在京城别处它早就直播了,发生在自家就假装没发生。可是,时代不同了,别人用手机用网络直播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央视不与时俱进的根据之一

  央视的公信力下降是事实,但说“直线”也未必。说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恐怕更恰当。科学技术进步和传媒发达,信息源的可替代性大增,人们有了选择,你想宣传和灌输,也得讲点技巧和艺术了,哪能几十年不变呢?你把民众当傻瓜,民众就会把你当傻瓜——不跟你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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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警惕诽谤罪用来专治各种不服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4日08:55    华商网-华商报
  

  4月22日《潇湘晨报》报道,鄂尔多斯市中院有关领导21日称,市中院院长已对“吴保全诽谤案”提起审

判监督程序,案件已进入再审过程。

  继2006年曝出彭水诗案后,“诽谤”领导似乎就成为禁区。但总有不信邪的,今年有河南的王帅,四川

的邓永固,以及内蒙古的吴保全,他们在网络发帖“诽谤”,代价也各不相同,王帅被囚八天换得了700多元

的国家赔偿,而邓永固和吴保全还是刑事犯罪嫌疑人。

  因言获罪,这是目前对这几个人比较一致的看法。身处于这个倡导民主的时代里,我们突然发现一不小

心就会掉进法律的陷阱:网络批评、举报竟然惹火烧身,顷刻间,一个普通公民就成了背负着 “诽谤罪”的

刑事犯罪嫌疑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在此纠缠于吴保全们的曲折遭遇。让我们先来解剖一下:既然是诽谤罪,这本

就是个不告不处理的自诉罪名。按照《刑法》246条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方可由公诉

人起诉。那么,在此只有一条,那只能是吴保全们“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了,否则,公诉方就于

法无据。

  当然,吴保全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一个公民理应受《宪法》的保护。《宪法》第41条明确了公民

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任何人也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于是,我们便有疑问:第一,吴保全们是否真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第二,他们有没有

捏造或者歪曲事实;第三,是否存在打击报复。

  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请注意,这几人发帖“诽谤”都是针对所谓的“违法违纪”,邓永固称“

高升乡在退耕还林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吴保全和王帅都说当地违规征地,看得出来,这不是简单地针

对某个机构和领导的人身攻击,更带有强烈的网络举报和申诉意味。而检方与警方既然定性为“诽谤”,其

中就必然包含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必须法律要件,以及对于“歪曲和捏造”的肯定,这未

免有些草率,而这些正是诽谤罪的核心。

  网络监督因其所呈现出方式上的快捷、效果上的明显,以及低成本和低风险,已经成为监督的一个重要

渠道,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体制内信访渠道的“闲置”,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网络监督的重要性,而目前这

几个案例,行政与司法的横向联合,无疑挤压了网络申诉的渠道,加大了网络监督的成本。不知道这几个地

方为什么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帖子才不算诽谤?即便采用司法途径,为什么不选择相对温和的民事途径

和行政警告,而是直接采用结果极不利于百姓的刑事诉讼?这是关键,否则,就无法摆脱堵群众嘴巴和打击

报复的嫌疑。

  舆论压力之下,吴保全诽谤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已经启动再审,相信他会有一个尚可的结局,而邓永

固则还在等待。但我以为,无论如何,这都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滥用“诽谤罪”,试图通过司法途

径,表面上是惩治某个不服的刁民,实质上以审判形式完成了对举报的全面否定,公民批评权就此被架空。

更留下了一个疑问——— 什么才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在诽谤案频出的当下,这极需要出台

相关的司法解释来明确。
    
      再评:王帅、吴保全、邓永固“三案齐发”,其实是连锁反应,王帅案在舆论压力下出现逆转,后两案也想“趁机”翻过来。这一方面表现了网络和媒体联动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巨大威力和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许多地方的执法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他们不过是在以法律名义在整人在“治民”,因而心虚。要害是权大于法。在相关的案子中,不少执法者“私下”都对记者表示,他们也不认为吴保全有罪,但这是“上头”定的只能照办。权大于法不解决,宪法、刑法条款他也可以不执行,司法解释就能管用吗
 
    具体到诽谤罪,如果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那就是可以让法官抵制“乱命”时腰
杆更硬一点。比如说,危害“国家利益”是指整个国家,不是指一县一市,所以它是专指对国家领导人的诽谤;又如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必须有明显的即时性的扰乱社会生活和工作秩序的严重后果,它使检举、谩骂等所谓“诽谤政府罪”根本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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