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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的博客

 
 
 

日志

 
 

转贴:吴钩 清代的民间金融体系  

2012-04-13 17:32:26|  分类: 我的博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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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民间金融体系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假设两百年前的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他有没有机会缔造一家“汇通天下”的大票号呢?又会不会因为经营票号而被认为“破坏国家金融秩序”?我想雷履泰一定会对“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的说法感到困惑。因为,在晋商们将山西票号开遍大江南北的十九世纪,维系商民之间交易、生产、生活的金融秩序,向来是民间社会自发建立的,国家对民间金融基本上不过问,悉听其便,只有在发生“奸商关闭钱铺”、卷款潜逃之类的问题时,官员才会建议朝廷“酌议限制章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人们只要有足够的本金,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都可以开设票号,甚至不用向政府备案。

 

票号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也可以说是金融企业家的创造,总而言之它生于市场的自发秩序。清嘉庆年间,随着商业的繁荣,贸易的扩展,资本在各地之间的往来也频繁起来,但在日升昌票号问世之前,中国并没有一家机构提供汇兑,所以,商人在各省买卖货物,需要带着现银交易,小额资金尚可由商人自行携带,大宗的资金则只能雇请镖局押运,运转非常不方便。正好山西平遥县有家经营颜料的西裕成商号,财东姓李,在天津设了颜料铺,又从重庆府制造铜绿运往天津,于是在天津—重庆—平遥以及其他商号之间,当然常有资金调度,当时西裕成的大掌柜(总经理)是雷履泰,他看到商人运款之不便,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商机:何不利用自己的商号网络,代商人收交银钱,从中赚取汇费呢?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是提供汇兑与代理结算服务。雷履泰的意见得到财东的支持,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铺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号。雷履泰理所当然担任大掌柜,他用十几年时间,便打响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头。据说日升昌票号有一块上书“汇通天下”四字的匾额,是道光皇帝所赏赐。而自有日升昌票号之后,“金融界之新法亦大行,而继起仿行者有人矣”(参见民国严慎修先生的《晋商盛衰记》)。山西商人资金雄厚,又在各地设有商号分号,只要寻到有才干、可信任的大掌柜,改行经营票号那是举手之劳。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也值得一叙。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叫做毛鸿翙,是一位聪明才智跟雷履泰不相上下的商业奇才。也许正因为二人旗鼓相当,毛鸿翙不甘心屈居人下,雷履泰则不想看到下面的人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一山不容二虎”,最后毛鸿翙被雷履泰迫走。但我们不必替他俩惋惜,因为毛鸿翙的出走恰恰使他获得了商业生命的新生——山西蔚泰厚绸缎铺的侯老板正好有意改营票号业,听说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立即登门礼聘。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毛鸿翙主持下,蔚泰厚绸缎铺更改为票号,随后,毛鸿翙又以他的金融天赋,将侯家票号打造成为连锁经营的“蔚字五联号”,与日升昌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在生活上,雷毛二人也成了宿敌,甚至以顽童般的做法相互羞辱:雷履泰给他儿子取名为雷鸿翙,毛鸿翙则将他的孙子叫做毛履泰,一时传为坊间笑谈。这是山西票号史上一条无关紧要的花边,我们在会心一笑之余,应当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大关节处——不管是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还是其他晋商“继起仿行”,他们都不用提出申请,不用等待审批,也几乎不受管制,但是,他们需要面对同行的竞争。可以说,当时的金融业是放任自由的,也是竞争的,因而,当时的金融业是自由竞争的。

 

票号只是清代民间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的民间金融业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成熟了,自由市场的伟力与金融企业家的创造力,在漫长的交易过程中,构建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民间金融体系。这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涵盖了合会、炉房、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金融形态。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为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清代时炉房分为“官炉”、“私炉”,经户部许可、领了部照的为“官炉”,未经官府批准、私自开设的为“私炉”。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清代前期,内务府曾利用内帑、库银开了二十六间当铺,但多数都因为摆脱不了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国企病”,通通倒闭掉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权力闯入市场时的笨拙身影。与当铺不同,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的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顺汇(票号先收款再汇出)、逆汇(票号先汇出再收款)、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票号之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全国五十一家票号当中,有二十二家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那么在金融管制几近空白的清代,这个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体系是不是乱成一团呢?我们先从一则坏消息说起——咸丰九年(1859年),有一位叫做孟传金的御史向朝廷打报告说:“近日京城关闭钱铺(钱庄),总因奸商于开设之初,已心存诓骗,迨出票既多,骤然歇业,无盗贼之名而有其实,为害闾阎,殊属可恶。”孟御史提到的情况,有点类似于今日人们常说的“金融诈骗”,不过我们应注意到,这只是金融市场的局部失控,而且那是清廷跟太平军作战的非常时期,受战乱影响,京城很多钱铺都关门了,这才有奸商趁火打劫。就总体而言,在时局平靖的社会常态下,民间的金融体系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秩序的。

 

在这个金融体系内,各层次的金融机构,从当铺到票号,分别向不同的客户群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相互之间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比如账局向印局提供低息、大额贷款,印局则向商贩供应小额的高利贷,从而形成一条盘活市场的经济链条。咸丰年间,京城的账局与印局多由山西商人所开设,印局非常活跃,内阁大学士祁隽藻这样向皇帝报告:“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后来京师局势受到波及面越来越大的太平天国战事影响,晋商纷纷关闭京城的账局,撤资回籍,于是导致印局出现资金链断裂,进而商贩的生计也难维持。一位官员看到“账局不发本,则印局竭其源;印局竭其源,则游民失其业”的情形,建议朝廷下发通知,“令各账局、印局照常开设”。这个事例反过来也说明,假如没有发生战乱,那么根本不需要朝廷发文强制,市场与商人自会构建出一个完整、良性的金融链条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票号与钱庄也存在着并行不悖、互利共赢的关系。据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的研究,“起先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庄(即票号)借贷。票庄乐意养育钱庄,借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依赖票庄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经营各种事业。”钱庄与票号的业务范畴也各有倾重点,钱庄只在本地经营,票号则遍设分号,票号凭借这一发达的网点做大汇兑业务,钱庄则向市民提供票号不涉及的兑换服务。

 

而且,各个层次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行会,如账庄商会、钱业会会、汇业公所等,负责同业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协调与纠纷处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有机(而不是相互孤立)、有序(而不是一片混乱)的金融秩序,完全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那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开拓金融市场边界、构建金融秩序的商人,既不需要政府作出规划,也没有经济学家进行指导。

 

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着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最迟出现的票号也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信誉。在之前漫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并不表示民间的金融业不存在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只是这些规则表现为自治性质的习惯法,由钱业行会维护,诚如上海钱业公会在一份致同业书所言:“同业在市场上不能不守种种规则,增进声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钱业公会因为“近来人心不古,往往不循市规,亟应整顿,以杜流弊”,于是“邀集同人,重订章程”。这是上海金融业的第一个成文规则,比清廷的金融立法还早了八年。更值得一书的是山西票号,自诞生之后,便展现出高超的自我治理能力,并在金融市场上建造了一套以“信义”为本的规则体系。

 

晋商票号创造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在今日的现代企业中仍然焕发活力。据说晋商早在明代时就以合股融资的方式组织商号了,山西票号实行的股份制更是发展出非常成熟的形态:不仅仅指若干财东合股投资票号,按股份多寡承担风除与分配收益,而且,票号的大掌柜与其他业务骨干也能够以人身入股,称为“身股”。在每一个财务决算期,财股与身股是按同等标准分配红利的。山西票号也普遍采用两权分离制。所谓“两权分离”,是说财东的所有权与票号的经营权完全分开,财东在物色好合适的大掌柜之后,“以礼相聘,委以全权”,“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静候决算时报告”,票号之内,由大掌柜说了算。财东的权力只体现在账期决算上,“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大掌柜)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从票号财东与大掌柜之间那种完全的信任,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晋商传统中沉甸甸的“信义”二字。晋商票号重信义,以信义为支点,建立财东与经理人的委托关系,并向外推展,构建了票号与客户之间的互信,最后形成了最可信赖的交易秩序。用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颉尊三的话来说,晋商票号“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进而“开银行先河,创久远之盛誉耳”。在国家银行法尚付之阙如的时代,客户将真金白银交付给票号,换来一纸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汇票,凭的就是对票号信用的信任。庚子之乱时,晋商票号损失惨重,但对客户存款的兑现,不短分毫。晋商票号也因此“声价大增,不独京城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山西票号也通过晋商组织、汇业组织来扩展与维护票号的规则与信誉。如在当时的“金融中心”平遥城,票号商们制定了“平遥钱业同业公会规则”。光绪初年,山西票号商人又在上海设立“山西汇业公所”,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经济全书》说,“各票号还依赖公所图谋相互的利益。如果有同业违背公所协定的规约时,协同加以制止,并且在发生交涉事件的时候,董事加以裁决。在中国这种公所是为他们利益唯一的机关,其规约是严正而不可侵犯的。”

 

当然我们知道,票号最终完全没落了,没落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时局的动荡,比如票号本身的保守,但绝不是缺乏政府监管之故。相反,相对自由的金融空间恰恰造就了雷履泰成为“票号之父”的功业,也成就了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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